他举报了母亲，她被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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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那天晚饭后张红兵一家人讨论着文化大革命，母亲方忠谋拿起一本手册说了自己的看法，将矛头直指领袖。
张红兵16岁便是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之一，小学没读完就加入了领袖著作学习小队，对领袖有着狂热的崇拜。
此刻，这个忠诚的红卫兵愤怒了，为了捍卫领袖思想，他勃然大怒，与母亲吵得不可开交。
在张红兵看来，母亲说出来的话严重违背了他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那一刻，她就是全家的敌人。
这一夜，张家屋里桌上的蜡烛芯火摇曳不停，小小的屋子里早已暗潮流动。
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划为“革命造反派”，“打倒”了。
那时，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
而当时的张红兵，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但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他，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他当作大人来看待了。
这一次，父亲看着吵得越来越凶的妻子和儿子，他站了起来说：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
母亲拿起父亲的一支烟，点上了，一边抽烟一边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就敢写。
那是张红兵，生平第一次见到母亲抽烟，也是最后一次。
台下，人头攒动。人们踮着脚尖向台上望去，透过密密麻麻的人头，看到台上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年龄估摸着40多岁的妇女。
她背着大木头牌子，上面用血红色的大字赫然写着“罪犯方忠谋”，然后是一个大大的叉号，一旁的红卫兵粗鲁地抓着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她向群众低头认错。
台下如潮的人群里，16岁的张红兵藏匿其中，远远望着台上正在接受审判的母亲。
突然，一声高亮的喇叭声带着不可抗拒的穿透力传入耳中，原本嘈杂的人声瞬间安静下来：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于是，方忠谋被强硬地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的木牌，即将被押赴刑场。
刑场离小县城只有两公里，于是人群再一次沸腾起来，他们奔跑着，振臂高呼着，生怕赶不上围观枪毙的场面。
那是文革时期，小城里第一个被枪决的“罪犯”。
儿子张红兵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步也走不动，他不敢看母亲的脸，也不敢直视母亲的目光，因为将母亲送上刑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不过，举报母亲并没有给张红兵一家带来好运，他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1976年，阴霾逐渐退散，全国百姓在这一刻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张红兵却陷入了自己的世界：我的真的错了吗？难道曾经自己坚信的理念都是错的吗？
两年后，方忠谋的弟弟决定为姐姐伸冤。
张红兵在报纸上读到张志新平凡的消息，心里有难以排泄的苦涩，几乎是哭着对父亲说：或许，我们都错了。
那一晚，张红兵和父亲一起回忆着母亲在世的一切，思考着近25年母亲的一切，将母亲的经历与那晚的“突然爆发”联系在一起，发现那一件件事与那一晚母亲的异常竟冥冥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蜡烛的芯火仍在摇曳，父亲沉默良久，站起来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太不讲人道了。张红兵没答话，脸上早已泪流满面。
当年不顾一切写下那封信，将母亲送上断头台，十多年后，那一个一个如刀子般扎在母亲心里的字词全都转过来狠狠扎进他心头。
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足足二十多天，整整61页的平反材料。
1980年，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的中文系，有一天，他读到了一篇古代散文《袁说》：
有一种猿猴，猎人抓到了母猴，活活将母猴折磨死，一旁的小猴子看到了它的母亲遭遇这样的下场，红着眼，尖声嘶叫着，抓、撞、反抗着，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
文章结尾说，猿猴尚且对母如此，何况人呢？张红兵读完后，如遭雷击，哭着在心里整整咒骂了自己一夜。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如今早已生出白发的张红兵，时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思考着1970年那个残酷的夜里发生的一切，也无数次梦到母亲，他担心母亲会马上消失，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
可是母亲没说话，一句话也没说，就消失了……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
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说：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红兵说：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